春秋时期，分封与宗法制逐渐崩坏，姓、氏制度也随之发生带有实质意义的变化。在姓方面，宗法制下同姓之间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亲密联系开始发生疏离。各诸侯国处理相互关系时，不再将是否同姓放在考虑的首位。因为政治、经济等利益冲突，同姓相斗甚至相灭的情况多有出现。

在处理婚姻关系时，“同姓不婚”的禁忌也被屡屡突破，《左传》里有许多此类记载，典型的如变公二十五年，崔武子娶东郭侣之妻：齐棠公逝世，崔武于前往吊唁，发现棠公之妻棠姜很有几分姿色，便想娶她。棠姜的弟弟东郭幅表示反对，说：“男女辨姓。今君出自丁，臣出自桓，不可。”丁，指齐丁公；桓，指齐桓公。同为姜姓。东郭促的理由是，你崔氏是丁公之后，我东郭氏是桓公之后，男女同属姜姓，所以不可婚配。

但是，崔武子完全不理这些规短，仍然坚持娶了棠姜。当然，这时虽然一般意义上的“同姓不婚”被突破，但是同宗近亲间的婚配仍被严格禁止。“同宗不婚”替代“同姓不婚”，延续着必要的伦理传统，这是姓氏合一的契机之一。

经过春秋时代的世事动荡，姓氏区别的社会依据和心理依据都发生了根本的动摇。有的大家大族衰落了，而那些小家小族反而兴旺发达起来，因此人们对姓、氏的区别已不那么讲究，姓与氏开始慢慢地合流为一。

秦统一中国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户籍制度。新的姓氏制度因此而得到法律的认可和强化。许多原本没有姓氏的庶人家庭、家族拥有了自己的姓氏。另一方面，郡县制完全取代了分封制，也就从根本上断绝了因分封而产生新氏的可能。

到汉代，人们使用的姓，绝大多数都是由先前的氏转化而来，以氏为姓，遂为一代之制。这个时期的“百姓”一词，其含义也由春秋时代实指“百官有姓”之义，转化为指代一般民众：“百姓，谓天下之人，皆有族姓。言百，举其多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