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月1日、9月1日、10月10日,开学时间的变动史

发布时间:2019-07-02   传承者:Fanlishi     来源:未知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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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1日,开学啦!这是多少年的惯例,似乎已成为不用多想的“常识”。殊不知,上个世纪上半段,民国时期的开学日,经历过8月1日,9月1日,10月10日的三次大变革。每一次开学日具体时间的变更,都与国家命运、与历史潮流相联系,实为中国近现代历史重大转折点上的缩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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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教育史的开场白

8月1日开学

“辛亥革命”一声炮响,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。事实上,晚清政府虽然对各地学堂的学期及学制有着诸般规定,可在开学日期这一点上,始终未有明确的公历对应日期。用农历时段规定开学日期(立秋后六日),以及向皇帝的牌位与孔子的牌位前行三跪九叩的“开学礼”,这些“陈规旧习”,自然是要被新生的民国政府摒弃了。

1912年1月19日,蔡元培就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仅仅半个月,由他主持的教育部第一次正式向全国通令颁布了《普通教育暂行办法》和《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》。新颁布的《普通教育暂行办法》总计14条,被教育界称为“民国教育史的开场白”。

1912年9月3日,教育部又公布《学校系统令》。同日,教育部公布《学校学年学期及休业日期规程》五条。规定:各学校以8月1日为学年之始,以翌年7月31日为学年之终。9月13日,教育部通电各省,明令执行上述规定。

至此,8月1日,成为民国时期所有学校的法定开学日。这一规定,从1913年开始推行,一直执行到了1927年,历时约14年。一般而言,全国各地学校自7月1日放暑假,至8月1日止,假期为1个月。当然,由于建国伊始,政局未定,包括学校开学日在内的各项法规政令也未必能得到完全落实,相当一部分教会学校、私立学校并不遵从所谓的“法定开学日”。譬如,上海复旦大学的前身“复旦公学”,在民国初年的开学日,就明确地定为9月8日。

因为有了教育部的明令规定,每年8月1日的法定开学日,成为学生报到入学的“铁限”。因为各种原因,无法及时报到入学的学生,往往会受到较为严厉的处罚,甚至遭到退学的处分。1924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秋季开学之际,由于南方水灾以及江浙战乱的影响,部分外地学生回校耽误了一两个月,没有按时报到。校方没有考虑实际情况,以整顿校风为由,称凡是逾期返校的都要开除。在具体处理过程中,又区别对待,有显失公平之处,引起了学生和教职员工的严重不满,因此爆发了以撤换校长杨荫榆为诉求的“驱杨风潮”。

“驱杨风潮”从1924年的秋季开学日爆发,至1925年的秋季开学日,持续了整整一年,呈愈演愈烈之势。在这一年间,校方因受教育部支持,奉时任教育部部长章士钊的“整顿学风”之命,借故宣布开除刘和珍、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。女师大学生也针锋相对,召开紧急大会,出版《驱杨运动特刊》。不久,在该校任教的鲁迅、钱玄同等7人联名发表《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》,表示坚决支持学生。为此,鲁迅先后写成并发表《寡妇主义》《忽然想到(七至九)》《“碰壁”之后》《纪念刘和珍君》等诸多文章,尖锐批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推行的是“寡妇主义”教育,是迫害学生的“广有羽翼的校长”。鲁迅甚至因此被开除了教育部的职务。

至1925年的秋季开学日,8月1日当天,校方竟率领军警入校,强迫学生搬出学校,宣布女师大解散,责令关闭伙房,锁住校门,坚守女师大的学生骨干刘和珍、许广平等13人被打伤。钱玄同得知这一消息,也颇感愤怒,第二天即在《京报》和《晨报》上刊登声明:“钱玄同声明:从十四年八月一日起,我不再做杨荫榆聘请的女师大底教员。”

1924年与1925年的8月1日,这两个8月1日的秋季开学日,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与教职员工而言,记忆何等深刻。对于力图控制事态、收拾乱局的校方与教育部而言,恐怕记忆同样深刻。事实上,1925年秋季开学日之后不久,因各界强烈抗议,当局亦无力挽回局面,校长杨荫榆被迫辞职而去。因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无法在秋季开学日(8月1日)及时报到入学而引发的一场“驱杨风潮”,鲁迅、钱玄同、章士钊、杨荫榆、刘和珍、许广平等众多近现代知名人物牵涉其中,不但在当时的社会各界引发巨大反响,也成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、文化史上的著名公案。

北伐延长了暑假

9月1日开学

如上述种种,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雷厉风行,发出了“民国教育史的开场白”,一扫“旧习”,开启“新风”。但军阀割据、内忧外患的民国初期政局,让这篇“开场白”的声调很快衰微。从教育总长到北大校长,蔡元培虽力撑危局、苦心经营,仍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军阀独裁、朝令夕改的混乱政局。随着“五四运动”的爆发,蔡元培因同情学生爱国热诚,亦被当局排斥,也不得不辞职而去。

北伐前夕,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法规法令,在颁布执行的过程中,已形同虚设。由于军阀横征暴敛,教育经费无着,全国教育界啼饥号寒,难以维持。1926年1月5日,北京临时执政府教育部部员开会索薪;1月7日、11日,京师中小学联合会教职员开会,议决逐日轮流向政府索清三个半月积欠。曾在北京八所学校兼课,也曾是教育部公务员的鲁迅,当时也因政府欠薪一事,颇感不爽。他既在日记中记下私人账单,也写文章口诛笔伐,还曾代表“国立八校”公开索薪。1926年7月21日鲁迅《记“发薪”》一文,公开控诉北洋军阀政府积欠他应得薪水已达两年半之久,合计达9240银圆(约合今人民币32万多元)之多。

可想而知,鲁迅尚且如此,其他教职员工因拿不到薪水,生活之困窘,应当更甚。在这种情势之下,拿不到薪水的教职员工,与青年学子时有参与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,都经常打断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。虽然各自诉求不同,但归根结底,总是北洋政府长期横征暴敛,不能取信于民所致。

随之而来,包括法定开学日期在内的多项当局政令,也就不再那么具备约束力了。因此,各地学校的法定开学日期,已无法正常执行。各地学校根据自身情况,往往随意自定开学日期,譬如清华大学就曾以9月10日为开学日。

与前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8月1日为秋季开学日不同,清华大学从民国初年至北伐前夕,一直都是在以当年9月10日为秋季开学日。1924年,女师大闹“驱杨风潮”那会儿,清华大学同样是9月10日开学,且也因南方水灾及战事,仍有多名学生及教员未能及时报到入学。清华校方非但没有横加责罚,反倒体恤有加,对学生多有慰问。

譬如,清华校长曹云祥在“开学词”先提及去年的水灾与战事之后,又提到当年的学生爱国运动,亦深表同情,并予支持。他说,“本校于暑假前因沪案问题发生,全国学界有爱国运动之举,本校学生亦热心参加,故在六月十七日仅行最简单之毕业礼,以告上学年之结束。”对学生投入此爱国运动表示同情与支持,甚至为此提前结束了学年,放起了暑假。以曹云祥“开学词”中提及的6月17日放假时间及9月10日的开学时间来推算,清华大学1925年的暑假,竟达84天之久,已近3个月。

当然,如清华大学放这么长暑假的学校并不多见。如果按照8月1日的法定开学日照常开学,中国学生的暑假,一般而言,只有一个月。北伐胜利之后,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于1927年颁布《民国十六年度学校历》,规定:大中小学校均为秋季始业(9月开学)。这就意味着,从1927年开始,9月1日成为全国大中小学校的法定开学日,而大中小学生的暑假也随之延长为两个月。

抗战改变了学期

10月10日开学

9月1日的法定开学日,自1927年始行,至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,抗日战争全面开启之际,再次成为“一纸空文”。因时局日益紧张,战事日益惨烈,全国各地学校或被迫关停,或迁徙后方,法定开学日及正常学期,往往都无法正常运行。

经过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,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;9月2日,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。至此,中国抗战取得最终胜利。在百废待兴、重振中华的历史转折点上,国内教育界及大中小学校的正常秩序也正亟待恢复。各地学校何时开学,自然又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焦点。

由于日军占领地区的教育机构及学校,需要集中清理与统一接收;日军宣布投降及正式投降的时段又正处在9月1日法定开学日前后,因此1945年的日占区学校的当年学期随之有所调整。尤其是日占区的各所大学,开学时间与当年学期乃至整个学制均有重大调整。

实际上,当时的日占区各所大学,均由当局接收机构宣布就地解散,重新组建所谓“临时大学”。这些临时大学,是于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,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各地设立的特殊学校,用以甄审日占区的大学生及教职员。其中,业已在日伪势力控制的各伪大学毕业者,需甄审合格方才能换发新的官方认可的毕业文凭。同年9月,当局更下令解散伪北京大学、伪中央大学和伪交通大学等多所日占区大学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各地临时大学的开学日,是在1945年10月中旬,日期不确定,但有一定的时段区间。次年,各地临时大学完成历史使命,相继宣布解散并重组,各大学也随之复校,逐渐恢复正常秩序。有些大学的开学日期,就不再定为9月1日,而是改为与临时大学开学日期相近的时段,选择以“辛亥革命”纪念日10月10日为开学日。譬如,1946年北京大学复校,接收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分班,就正是于10月10日开学的。1946年10月10日,作为抗战胜利后,北大复校的第一个学年的开学日,来自远徙后方、与清华、南开合建西南联大的那部分北大学生,与来自北平临时大学经过政治甄审的那部分日占区北大学生一道,迎来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别学期。

查阅当年的报刊报道及相关历史文献,不难发现,北大10月10日这一特别开学日的现场情形,开学典礼上,曾任“驻美全权大使”、寓居美国九年后卸任归国,出任北大校长的著名学者胡适的“开学词”,都因抗战胜利这一历史节点而焕发出别样的风貌。

胡适在“开学词”中,一面回顾了“老北大”的历史(谈了40分钟),一面列举了“新北大”的大数据。他特别强调了抗战胜利后,北大复校之后的规模之大,称:

“胜利复员之后,人数是大大的增多了……总计大概要超过4000名,比起联大来还大一倍,比老北大大三倍。从前抱残守缺地只设文法理三院,现在加医农工三个学院,这局面实在很大。”

诚然,“新北大”的开学典礼令时人耳目一新,10月10日的秋季开学日期之革新,也确实别开生面。然而,北大复校所定10月10日这一特别的开学日期也只是“一家之言”,不可能在全国推广,也无法成为当局认可的“法定开学日”。

1946年之后,大多数地区的学校仍然按照教育部规定,选择在9月1日前后开学。只是在1945年至1946年这两年间,对于日占区各大学的在校生而言,关于开学日的记忆,恐怕还会有更加特别、更为切实的一面。因为,于他们而言,这两年间的暑假是不可能有的了,只能在临时大学补习班中忙着各种功课的重新考试与补考,疲于奔命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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