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光武帝刘秀如何解决土地兼并问题——东汉度田制度

发布时间:2019-11-01   传承者:Fanlishi     来源:未知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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纵观中国古代历史,很容易注意到土地问题,特别是一个朝代末期,往往都离不开世家大族,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,然后是农民造反,最终由新的王朝重新分配土地,形成“收一放一收—放”这样一种循环反复的现象。究竟怎么回事?

历经“人民公社”实验的我们,很容易理解“井田制”即使真实也不可能久长。历经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的我们同样不难明白:单家独户小块耕作,制约生产力的提高。在历史上,单一的农业社会,这个两难问题几乎无解。所以我们看到若干年官府允许土地买卖,过若干年又禁止土地买卖,反复循还,不可能“一劳永逸”。正如《历史的教训》写道:

我们的结论是,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,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缓解。就此而论,所有的经济史都是这个社会有机体缓慢的心脏跳动,财富的集中和强制再分配,便是它巨大的收缩与扩张运动。

汉光武帝刘秀如何解决土地兼并问题——东汉度田制度

但不管怎么说,口渴盐卤也得喝,能暂时缓解一下总比持续恶化好些。

早就有董仲舒指出:“除井田,民得买卖,富者田连阡陌,贫者亡立锥之地”,因此倡导抑制兼并。刘彻忙于征战,没将这问题摆上议事日程。师丹的改革建议很具体,声势很大,但没真正推行。王莽高度重视,他的措施是以“王田”恢复远古的井田制,即使辅以严刑峻法,也执行不下去,三年后不得不撤销。

刘秀在战争结束后,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经济方面。发现垦田亩数与人口对不上号,公元39年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“度田”运动,一是丈量土地,二是清查户口。

丈量土地是为了了解豪强地主私有土地到底有多少,检核户口既可以清查隐匿户口,也可以限制豪强地主控制依附农民的数量,进而加强对土地与劳力的控制,增加官府租税与赋役。

州郡官吏多为豪强地主,往往不愿如实丈量土地与呈报户口。特别是河南、南阳地区那些“近臣”和“帝亲”,抵触情绪更大。大司徒欧阳歙在汝南郡任内,测量田亩作弊,贪污千余万钱,刘秀要求予以严惩。欧阳歙的学生礼震才17岁,自己绑了进京,上书说:“欧阳歙老师为儒宗,没想会遭牢狱之灾。歙门单子幼,未能传学,死后将为废绝。因此,乞求皇上让我以身代命!”奏书还没到,欧阳歙已死于狱中。说明这场运动是动真格的,对权贵阶层形成震慑。

传统观点认为刘秀度田运动失败,近来有学者提出质疑,如郑州大学历史教授袁延胜认为:“事实上,光武帝严厉打击‘度田’不实的官员,平息了由此引起的叛乱,使‘度田’取得了成功。”具体有以下两大成果:

一是户口增加。公元2年,全国民户223.36万,口5959.49万,为西汉时最多。社会动乱后,人口大为减少。经刘秀统治30余年,户数和口数均增长近一倍,其中部分就是度田的直接效果。

二是豪强地主有所收敛,官吏不敢继续扩大私有土地。如邓禹,算是开国功臣,但他“常欲远名势”,还严格教育子孙“不修产业”。又如樊宏是刘秀的舅舅,屡立战功,被封为寿张侯,但他为人谦柔,常要求子女说:“富贵盈溢,未有能终者。吾非不喜荣势也,天道恶满而好谦,前世贵戚皆明戒也。保身全己,岂不乐哉!”

专家学者统计,当时全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每年生产谷物1000公斤左右,每人年平均占有粮食约320公斤,每人年平均口粮约243公斤,亩产一般在50-100公斤,最高可达250-350公斤。从此之后直到近代,历代农业生产率一直在这个水平线上下徘徊。那时全国人口也回升到5000多万,这是个缩小了大约20%的官方人口统计数字。中国历史上的总人口,从汉至明始终在5000-6000万。

宏观来看,“光武中兴”的意义更非一般。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教授葛剑雄认为:“空前强大的盛唐发轫于东汉,以汉族为主体、多民族共处的格局也肇始于东汉。”历史对刘秀本人评价很高。秦汉史学家黄留珠说:“在中国的历代帝王中,汉光武帝刘秀是唯一一个同时拥有‘中兴之君’与‘定鼎帝王’两项头衔的皇帝。刘秀的‘中兴’,是重建了一个新的王朝,只不过这个新的王朝仍然沿用了‘汉’的称谓罢了。”著名学者南怀瑾说:“在中国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上,比较值得称道、能够做到齐家治国的榜样,大概算来,只有东汉中兴之主的光武帝刘秀一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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